那麼,回到我們的主題:以現象學來觀照呈現吾人的性愛經驗,有何高明之處足以引人入勝?也許問題可以反過來提問:人們很早就意識到性愛經驗的重要性,或從醫學生理的觀點提出各種性學知識或房中術的研究探討,或以文學藝術表現之,甚至將性膨脹為宗教的信仰與儀式。然而,能純就哲學角度來直接面對性愛經驗而進行論述思考者卻並不多見。柏拉圖的『饗宴』是一個例外的典範,但其切入方式仍多訴諸間接諷喻的神話寓言。而現象學作為一種直觀方法的「直接性」---從「意識流」的直接描述逼顯出理想性的經驗本質,從「我」的直接體驗反顯出「吾人」或「我們」的普遍觀點--,實提供了一種既「切身」而又「超然」的觀照方式來直接切入吾人的性愛經驗。所以,不誇張的說,一直要等到二十世紀現象學的出現,哲學家才找到一個可以直接切入性愛經驗而又不流於猥褻的論述方式。而這也正是沙特的最大貢獻,其鉅著『存有與虛無』(L'etre et leneant)在海德格與雅斯培已開展的「存在現象學」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將身體、性別、性愛的議題引入,而開啟了整個法國現象學的獨特書寫風格。